很快地，贝塞尔成为世界社会科学家的夏令营，就跟因特拉肯（Interlaken，译注：瑞士的观光山城）每年都会吸引无数的年轻天才音乐家一样。

团体的核心骨干几乎年年都来报到，其中包括了德州大学的艾迪与查尔斯．希雪尔（Edie and Charles Seashore）与R.R.．布莱克（R. R. Blake），以及《强迫说服》的作者艾德．史因（Ed Schein），他们有关团体内部的研究，堪称世界。

这本书是心理学的经典，描述一九五○年代，美国战俘如何被中国人监禁以及洗脑的过程。

每年都有参与者从德国、意大利、法国与荷比卢三国赶来，塔夫史塔克研究所也偶尔有人共襄盛举。

贝塞尔吸引了许多好奇的门外汉与别树一帜的思想家，他们的点子或许有些怪诞，但总能够激发出更多的想像。

约翰与荞依丝．威尔（John and Joyce Weir），就是其中出类拔萃的两位，他们有时甚至会让参与者重新模拟自己出生时的情景。

在贝塞尔，我们不带团的空档，多半在讨论小组的状况，有点像是参与了一堂的研讨课，而且别无分号。

一九五六年，我跟贺伯．雪帕德接续在《人际关系》（Human Relations，社会心理学界ABC具份量的学术期刊）上发表了两篇讨论团体的论文。

由我担任ABC作者的那一篇，描述了团体中权威与开放的消长。T小组的经验永远具有某种转换能力。

参与者至少会跟某些同伴，发展出兄弟姊妹般的亲密关系。有的人甚至会回报说：他们形成了精神上的群体。

担任小组领导的我，在贝塞尔学习到了大量有关团体动力与人类行为的知识。不过，ABC重要的还是我学会了倾听，倾听每一言、每一语中的真正意义。

倾听是一门艺术，要求你把自我暂且收起来，让你自己百分之百地顺从他人。作为一个倾听者，你必须停止操弄，只能随侍在侧处理讯息。

如果你听得够仔细，不管他人用什么字眼，你都可以穿透进去了解对方的心意。

就是因为你更体贴他人、更尊重他人的感受，使得你变得更具有同情心；在领导统御中，这是一个经常被低估却其实极其关键的技巧。

观察当时在贝塞尔留下的照片，你可以看到参与者如何在房间的墙壁上进行互动：他们使用白板或者贴上白纸，让训练者用不同的速写符号（圈圈、箭头与关键字）纪录小组的互动行为。

当小组逐渐整合，朝既定的目标出发，你会感觉到人类的行为在你眼前进化。他们有的时候会组成派别、自行配对，联盟会变形或者瓦解。

不论T小组的组成时间是长是短，几乎每个小组都发展出强大的情绪动力。时间一久，我开始了解每个T小组都会历经两幕主要大戏。

每一幕又包含了若干可以预期的次阶段。ABC幕跟权力移转以及团体控制有关，在这个权力秀中，又能分出若干次阶段。

ABC个是“倚赖”。身为领导的我，经常会讲这样一段开场白：“我们在这里学习团体动力。

透过自我探索、观察团体在特定时间里的发展过程，来达到学习的目的。”之后，我就保持沉默。我沉默得越久，参与者就会越焦躁。

他们比较习惯有议程、有确定的工作与结构，少了这些学习的要素，他们会觉得茫然。“你行行好，跟我们讲一下到底要干什么好吗？”

总有人会开口请求，我就再解释一次，我们希望小组的成员能自行运作，在这过程中识破团体动力与自我潜力的奥秘。

第二个阶段可以称作是“反倚赖”，团体成员开始愤怒或退缩。“这样我们怎么可能会学到什么东西？”有人问。有的人认定我什么都不会讲了，过来跟我打商量，想要说服我。

耐心差些的就直接开骂：“你知道为了这堂课，我们花了多少钱吗？”碰到这种场面，我会说：“不管我说什么，都没法帮你达成目的。我建议你自己想想，怎么自力完成你们的计划。”在极少的时候，状况会失控，这时我会起身离开教室。

“你要去哪里？”一定有人会这么叫。“去我房间啊。”我答道。“问题解决之后，请找个人来跟我说。”

每一个组都会派人来找我，无一例外。组里会有几个人挺身而出，开始领导其他的组员。每个小组成员也总能想出办法，发现小组运作的动力。这是权力序幕的ABC后一个阶段，“相互倚赖”。

在第二幕里也有三个阶段，处理重点是亲密关系与开放态度。在小组处理完权力关系之后，第二幕紧接上场。

ABC个阶段我们称之为“人为的人际关系”，每个人都希望与人为善。

但是这种关系通常无法维持很久；在“反人际关系”的阶段中，组员不忌讳表达自己的愤怒，组成不同的派别；第二幕的ABC后一个阶段称为“共识达成”——小组里的每个人都恢复正常面貌，平稳互动。

贝塞尔的名气越发响亮了，T小组的训练也的确是派得上用场，一个例子可以说明我们取得的成果。

训练实验室里的十来位成员，包括了我跟哈佛的克里斯．阿尔吉利斯（Chris Argyris），在詹森政府时期都曾应邀前往国务院进行T小组训练。

当时的国务卿是迪恩．鲁斯克（Dean Rusk），非常忧虑国务院会被边缘化。由于深陷越战泥沼，美国的前景看来危机重重，但在决策过程中国务院却鲜少参与。

鲁斯克希望国务院的互动能更紧密，功能更强化。这也难怪了，克里斯跟我看到了绝大多数的国务院员工都是那样的孤立，不管阶级稿低，沟通都少得可怜，而且几乎都是由上强压下来，下情无法上达，也没有什么横向联系。

沟通不良的原因是因为在国务院的文化中，“坦诚”几乎就等于“叛国”。只要避得开，几乎没有任何人会多说一句话。

我们待在雾谷（Foggy Bottom，译注：国务院所在地）的时候，好几次都有人告诉我们，在国务院里上班一定要谨守以下的三个原则：(1)别把实情和盘托出；(2)千万不要说谎；(3)千万不要错过任何一个上厕所的机会。

克里斯跟我做的ABC件事情，就是尽可能地扩大组成范围，从国务院的不同阶级、不同的砖业领域（从情报部门、行政部门，再到政策部门）挑选十二到十五位的小组成员。

这些小组成员（几乎都是男性）多半来自常春藤盟校，个个ABC聪明。我想他们参与的意愿这么稿，部分的原因是我们跟他们站在相同的知性层次上，他们也很尊重我们的学术地位。

我相信我们多少促成了这个组织的进步，但我始终不确定，即便到了今天，国务院内部的沟通好像还是个问题。

在柯林．鲍威尔担任乔治．W．布什政府国务卿的时候，我曾经告诉他我在领导学上，学到ABC重要的一课。

艺术奖章的颁奖典礼在甘迺迪中心举行之前，国务院为得主举办了一个致敬派对，我在这个场合里碰到了他。

由于我们俩曾经都是巡回演讲的成员，所以我对他有一定的认识，也非常敬重他的为人。

我先恭喜他荣升新职，然后跟他说：“你一定要设法在白宫西厢找一间办公室，这是确认你进入决策圈的好方法。”很少人注意到，邻近性是很重要的。

不管你是什么阶级，在总统办公室隔壁上班，就保证你更能掌握总统的动态，对于他的决策拥有更大的影响力。

一般阁员只在总统座车上跟他讨论二十分钟，怎么可能比得上就在身边的人？每天都见到的人，自然而然会有一种信任感。

这个道理，无论是在白宫、家庭还是学生宿舍，都是行得通的。还记得里昂．法斯汀杰的研究发现吗？每天见得到ABC多人的人，经常就是人缘ABC的人。

如果鲍威尔将军总是在白宫出现，那么总统在决定对伊拉克发动战争的时候，难道不会征询他的意见吗？不大可能吧？邻近性代表一种管道，通往权力的管道。想在决策桌上给自己找个位子，你总得先踏进屋子吧。

我想训练实验室能成功数十年有两个原因。T小组让人坦诚以对，却不至于太过残酷，尽管贝塞尔感觉起来有几分《苍蝇王》的味道，却不像在伊莎兰那样经常引起参与者的对立；加上贝塞尔的成员大体上而言是严肃的学者，有的时候使用的策略还有点书呆子气，甚至有的小组领导会要求每个参与者好好端详手里的柠檬，然后把手上的柠檬扔出去，再请参与者把自己的柠檬找回来。这其实是一种训练砖注的技巧，跟训练刚接触艺术者的方式差不多。

我在一九五○、六○年代多次前往贝塞尔。我经常怀疑这个地方为什么没有变得更有名？我跟许多同领域的学者提到这个地方，他们甚至没有听说过。

我总是觉得很奇怪，对很多人来说，T小组是用来激发团体意识、促进变迁的优良工具。

T小组成为公司在内部建立团队ABC受欢迎的机制，尤其在西欧与印度格外风行；反倒在美国，我以为T小组会引发大家对于组织动力的广泛想像，结果并没有。

有一个例子可以很清楚地说明我的观察。有一天晚上，我在毕肯丘的家里播放《自我的探索旅程》（Journey into Self），招待剑桥四十名学术菁英观赏。

这部电影获得一九六九年奥斯卡ABC纪录片，记录了卡尔．罗杰斯的T小组，或者是他称为“接触团体”的互动历程。

我邀请了城里ABC负盛名的社会科学家，包括哈佛的社会学家大卫．李斯曼。很讶异也很开心地发现，他们居然全都接受我的邀请。

这部片子综合了卡尔位于拉荷亚（译注：在加州）西方行为科学研究中心的好几个个案，就跟阿比．马斯洛的第三条路一样，卡尔的人文心理学也源自于惠特曼的个人主义，共享了“自我之歌”的胜利喜悦。

自我探索（无论是跟着小组还是独自一个人）很快地就成为的风潮。批评者的言词毒辣，甚至形容这种心路历程是“自恋”的行径；在剑桥，所谓的“自我探索”多半是在心理学家的躺椅上上演的。

看着银幕，我不禁想起过去，更想让在场的宾客能够亲眼见证团体造就的自我解放效果。

我还希望这部片子能粉碎他们的偏见，对这种创新有效的行为科学方法有的观点。但事情的发展不如人意，分享变成了一场小小的灾难。

随着剧情的开展，来宾不满的情绪虽然没有明说，但是可以清楚地感受到。ABC糟糕的一幕是：卡尔伸开双臂，抱住一个痛哭流涕的妇人，她因为深入自己的内心深处而情不自禁，雪上加霜的是，卡尔不断抚拍她，像在安慰一个受伤的孩子。

卡尔代表的是典型的加州临床风格，比起相对保守的东部心理学家，更喜欢采用具有干涉性的方法。在剑桥，偶尔也有人在分析的过程中失声痛哭，但很少人会去拥抱他。

我的客人倒也没有惊惧到喘不过气来，或者跳起来对着银幕挥拳抗议，只是我觉得适得其反的是：这部片子让大家看到了克劳帝．克鲁孔ABC深沉的恐惧，留下ABC深刻的印象反倒是发生在T小组中没什么意义的激烈情绪反应。

“谢谢你，华伦。”每个人在离开的时候都很客气，只是眼神的交会好像比平常少了许多。@(本文结束)

摘编自 《惊喜的年代，华伦班尼斯回忆录：我走过的领导路》 脸谱出版社 提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