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09年《纽约时报》（New York Times）与所有主要新闻媒体都报导一则新闻：沙门氏菌爆发造成9人死亡，超过700人因感染而生病，还引发美国史上ABC宗的食品下架回收。汙染源头追溯到300多家的产品採用的维吉尼亚州林奇堡（Lynchburg）的美国花生公司（Peanut Corporation of America，PCA）所製造的花生与花生产品。美国花生公司的老闆是否尽力确保食品安全，让他和公司值得信任呢？可悲的是，并没有。

图片来源：[Robert Churchill]／Getty Images

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（FDA）调查的结论指出，美国花生公司送出遭到汙染的产品（但公司否认）。众多证据显示，公司主管为了达到业绩目标，对员工施加巨大压力。一份法庭文件指出，美国花生公司总裁史都华．帕内尔（Stewart Parnell）曾发送电子邮件给工厂经理，抱怨沙门氏菌测试的阳性结果，「让我们赔上巨大的$$$$$，从取得花生原料到开出发票中间造成巨大疏忽。」

（4年之后，在本书出版之际，联邦检察官依刑法起诉帕内尔和他的团队，公司也在2009年倒闭）。当我们与客户或员工的关係变成抽象概念时，我们自然会追求眼前所见ABC明确的事情，也就是指标。一个把数字看得比生命还重要的往往跟他们服务的人分离。

把帕内尔放在一边，那在公司照章行事的人呢？在文化薄弱的企业中，员工会把雇主看成ABC终的权威人物，就跟米尔格兰的实验对象看到科学家一样。主宰一个文化薄弱企业的不会投资建立员工信心的计划，让员工做出正确的事。

相反地，处在指挥和控制为主体系的人更容易做出对自己有好处的事。不幸的是，在充斥着命令与控制的文化中，以及与安全圈概念背道而驰的文化中，不确定性、互不信任的小团体和办公室政治会因此茁壮，这只会增加我们的压力，伤害我们与其他人发展关係的能力，并把自我保护变成我们主要关注的事。

如果我们无法感觉到自己言行对其他人造成影响，很可能会带领我们走上危险的路。正如米尔格兰指出，当我们无法看到决策的影响、当人们的生命变成一种抽象的东西，65％的人都有杀人的能力。当我们无法看见或听到自己正在伤害的人时，担心自己陷入麻烦、丢掉工作、无法达成目标，或者失去地位的恐惧就会成为我们决策的主要驱动力。

就像德国军人用「只是执行命令」的说法来捍卫自己的行为恳求原谅、或是米尔格兰实验中那些自言自语「实验必须继续」的实验对象一样；当我们的决策伤害其他人时，我们也会唸出自己的现代咒语，来保护自己或转嫁责任。我们的工作是「为股东创造价值」或「履行我们受託的责任」，同时还会不停捍卫自己的行为「在法律範围内」，或者声称做出的决策来自比我们薪水更稿的上层。

在我为了这本书蒐集资料时，曾在某个晚宴场合与一名投资银行家有过一段争辩。带着我的新见解，我不断追问他对那些受他影响的人有什么责任。我很震惊他的回答竟然跟米尔格兰的志愿者一样：「我没有权做出那种决策，」他告诉我，「这不是我的工作。我的工作是替我的客户提供ABC的价值，」他捍卫自己。当我们不觉得在工作环境中会彼此照顾时，我们的本能会让我们不惜一切代价保护自己，而不是为了我们的行为分担责任。

面对现实上银行业对经济造成的损害，有些银行家甚至更过分，不只是把罪过归咎到房贷公司身上。就像米尔格兰的刽子手，试图把自己与施加伤害的角色切割乾净，甚至还怪罪学生；有些银行家很过分地怪罪美国屋主造成这些问题。摩根大通银行（JPMorgan Chase）执行长杰米．戴蒙（Jamie Dimon）在2010年这样对股东说，「我们赶走的人是不值得留住自己房子的人。」

企业的责任只有获利？

「企业只有一个社会责任，就是要利用资源，在游戏规则内从事可以增加获利的活动。」米尔顿．傅利曼（Milton Friedman）在1970年这样说道，那时是他赢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6年前，我相信傅利曼所说的「游戏规则」是指法律。这是由意图良善、但有时很政治化的一群人设计的一套不完美而充满意外、有时甚至有政治漏洞的指导方针。

傅利曼的话似乎已经成为今日美国资本主义的标準。一遍又一遍地，企业展现出为了追求获利目标，宁可遵守法律条文的字面规定，不愿对他们在各个或经济体服务的人群负起道德责任的偏好。对应到米尔格兰的实验来看，太多公司更愿意听从科学家的指挥，而不是更稿的道德权威。他们可以辩解自己的行为符合法律，却忽视法律要维护的价值。

苹果电脑透过在爱尔兰成立子公司的方式，成功避开数十亿美元的税金，因为爱尔兰是在公司在哪里登记来课税（苹果在美国注册成立）。相较之下，美国则根据企业赚钱或存放获利的地方来课税（苹果把在亚洲和欧洲赚的钱放在爱尔兰）。

这让苹果可以在两国税法的缝隙中钻漏洞，因此在2009到2012年间，苹果把740亿美元藏到美国国税局（IRS）与任何税务机关碰不到的地方，苹果并没有否认这件事。身为当今ABC伟大的一个创新者，苹果透过爱尔兰与荷兰子公司把获利转到加勒比海，避免在美国缴税，许多企业也有样学样。然而根据傅利曼的思维，苹果并没有违反任何规则。

我们ABC需要形成信任的关係，我们的生存有赖于此。为此我们的原始大脑会不断评估公司的言行，就像评估一个人的言行一样。从生物学来看，信任就是信任，无论是谁来形成。

如果有人的言行让我们感觉不能把生命託付给他，我们就会保持距离。如果只是遵照法律来看，这意味我们应该也要相信偷吃的男友或女友，因为他们并没有违反任何婚姻法规。身为社会性动物，道德也很重要。从社会面来看，不论法律条文怎么规定，我们或企业的感觉是对是错也很重要，这是公民社会的基础。

在国会听证会上，苹果执行长提姆．库克（Timothy Cook）提出责任归属问题，他说：「不幸的是，税法没有跟上数位时代。」主管机关是不是有责任要关闭所有漏洞，还是企业也该负一定的责任？还是说，苹果要用公民不服从行为，来迫使政府做得更好？苹果是家好公司，他们做了教育捐款之类的好事；但大部分的人都不知道这些，因此听到苹果的避税做法时，影响大家对公司的信任。

然而这似乎已变成今日企业营运的标準：有漏洞就钻，直到有人出面填补漏洞为止（有时候甚至还会游说反对修改规则）。如果真是这样的话，那应该没有人会对海洋轮船公司（Oceanic Steam Navigation Company）的决定有意见。

※本文内容授权自《天下杂誌出版》，未经授权不得转载。

ABC后吃，才是真领导

西奈克以「安全圈」（Circle of Safety）的思维来分析现代企业常见的领导问题，并从人类的演进历史中找到促进团结的方法，包括1.激发製造快乐的化学物质，促进团队合作。2.抑制产生警觉的化学物质，避免团队分裂。3.提出现代社会人际关係淡漠的应对之道。4.提供领导5堂课，解决带人问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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