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果是纯粹需要创意与想像力的科目，像是戏剧、音乐、作文或其他选修的术科，包括素描、绘画或版画，我拿回家的成绩都是优等；但如果是有标准答案的科目，比方说数学、化学或物理，我的分数就像坐大怒神一样，自由落体往下的速度比谁都快；小学的时候，还可以因为成绩拿到星星跟笑脸，这到稿中都变成了不可能的任务。

到了发成绩单的时候，我总是得跟气急败坏的妈妈解释：“这些都是很死的科目嘛，都太ABC了。

妈！那些东西都很无聊，你看那个数学，二加二等于四，书上不都写着了吗？早就有人研究出来了，根本不需要我去帮忙嘛。

除非有人可以研究出二加二会等于五，那就一定要算我一份。”听到这儿，老妈一般都会先叹口气，然后趁着爸还没回家，赶紧在成绩单上签字。

随着我成绩单上的“红字”越来越多，我爸额头上的“青筋”也一条条地冒出来。低空飞过的成绩，学校来电要请家长到校长室恳谈，都不免会让我被老爸教训一顿，质问我脑袋瓜到底在想些什么，然后要我往后“像样点”，不要再“零零落落”的混沌度日。

我功课不好并不是因为叛逆，要说我并没有觉得爸妈或者任何人不好，但国中念下来，我的成绩是一落千丈，一点起色都没有。

爸爸的叨叨念念，开始变成家常便饭甚至是例行公事，效果越来越差，就连老爸自己都接受了他讲再多也没用的事实。

他开始会咬着嘴唇，两手一摊，踱步走开──当然，有时候他没得这么做，因为我自己早就先逃之夭夭了！

等进到稿中之后，我已经放弃学科，开始把心思放在我刚刚起步的演员工作上。原本是涓滴天分，慢慢汇流成一股梦想。

我记得到了一九七八年的秋天，我大部分的时间都是白天上学，晚上在镇上颇具规模的演员工会剧场──温哥华艺术俱乐部 (Vancouver Arts Club)，参与一部热门长寿剧的演出。

日复一日，我会在剧场工作到凌晨，早上勉强爬下床，演一段“我去上学啰”的戏码给家人看，然后再冲上我的小货车，开到ABC近的公园，把车停到枫树树荫下，从车厢中捞出泡棉垫，扔到货车后面车板上当作枕头，然后开始睡我的回笼觉。

我早上的ABC堂课是戏剧，很讽刺吧，我自己都这么觉得。夜里我在职业演员的舞台上发光发热，演出获得不少好评，白天的戏剧课却因为缺席太多而被当。

我向戏剧课的老师反映过这一点，希望可以用我的“实务经验”换得一些分数，但根本没门。事实上，老师也没有这样的权限，校规不可能让他通融我。

一段时间之后，摆在眼前的事实是我几乎每门课都被当，春季的新学期想继续回校上课，可能性已经趋近于零。

于是我跑了趟学校，把柜子清空，然后跟同学、朋友和还说得上话的师长们告别。几乎所有的人都反对我的这个决定；我特别记得跟一位教社会的老师有过一段对话。

他用警告的口吻说：“米稿，你这样的决定是错的。”接着说道：“你不可能永远都长得可爱。”

听了他的话，我电光石火地想了一秒，对他灿烂地笑了笑，然后我的回答是：“够久就行了，老师，够久就行了。” @(本文结束)

摘编自 《青春就是要跌跤：这样才能学会一生受用的道理》 李兹文化有限公司 提供